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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睡莲的博客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祂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日志

 
 

《基督教古典教育》  

2015-11-28 23:23: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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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由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王怡牧师和教会学校的校长苏炳森两位作者做为内部交流资料出版的,市面上并不销售,而我有幸得到了一本,愿意公诸同好分享其中的观点,也以此纪念我于11月初正式开始的基督化教育研究生班的学习。

《基督教古典教育》分为三个部分,上篇阐述教会为何要办学,中篇介绍什么是基督教古典教育,而下篇则是论述如何兴办基督教古典教育学校。在序言中王怡牧师提到,这是一本中国家庭教会论基督教教育的书,作为兴办仅仅两年的国内第一间基督教古典教育学校,希望这本文集在基督教教育对教会而言是不是必须的、以及到底要什么样的基督教教育这两方面,都能够继续给出本土的经验和思考,这也正是其他教会的同工们拭目以待的。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这段称为圣经中当仁不让的“教育大宪章”的经文界定了基督教教育,首先和必须是“国度中的教育”,其中包含了四点:教育的主权、教育的目的、教育的范围和教育的方式。

首先,这段经文显明,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敬虔的后代,培养敬畏和顺服耶和华的人。同时,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教育不能在内容和方式上被区分为宗教的和非宗教的。反之,教育在本质上就是宗教性的。因为教育的目的是关乎灵魂的,关乎上帝和人的关系。因此,“非基督教育”根本就不是教育。很多教会和信徒对当前的公立学校缺乏两个方面的认识,第一,没有认识到中国公立学校的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教育”。第二,没有认识到,现代教育所标榜的价值中立性,是一种虚假的伪装。事实上,我们从小熟悉的那句话,“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一切教育在本质上都是宗教性的教育。所有的教育都关乎敬拜,关乎人与神的关系,包括无神论,也是一种神论。所有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背后,都必然是从某种神论出发,并最终形成对这种神论的崇拜。因此,没有宗教性的学习,就不配称之为教育,而只是职业培训。

并且,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基督教教育的使命,首先不是个人性的,而是群体性的,教育的使命和结果,首先不是关乎一个家庭的未来,而是关乎圣约社会的未来。重塑圣约教育,持续地建立一个基督徒的、历史性的社群,即一个有福音和律法在其中传讲和持守的圣约的子民社会,这才是整个基督教教育的目的。

这段经文更显明,教育的主权在上帝,教育是对具有上帝的形像的受造物的栽培,因此这样的教育必须得到上帝本人的授权,不然就是非法的教育。因此,对圣约子民进行的非基督教教育,在本质上是“非法的教育”,是非法办学。

最后,这段经文也显明,教育不是“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完成规定动作)的教育,基督教教育必须是全人(心上、手上、额上)、全时(躺下、起来)和全地(坐在家里,行在路上,房屋、城门口)的教育。这意味着,圣经所要求的基督教教育,不是作为世俗教育之补充的主日学教育,也不是作为现代全日制教育之补充的家庭教育,而应当是以基督教信仰为核心、内容和宪章的全日制教育。基督教信仰是全日制的信仰,基督教教育也理应是全日制的教育。

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认识上帝和认识自己,并使人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所有其他的教育目标,包括品德性的目标或认识自然世界的目标,都从属于这个目的。

当以色列人被带出埃及后,在旷野漂泊。他们夜里有火柱,白日有云柱,每天起来拔营,晚上又扎寨。一个月的路程,走了四十年。那么他们每天行路,岂不是毫无果效吗?然而,走路的意义不是为了走路,而是为了训练。以色列的整个漂泊过程,用今天流行的教育概念说,就是搞“封闭式教育”。某种程度的封闭式教育,是最能塑造与众不同的受教育者的教育方式。因此在重新进入异教世界之前,上帝对浸泡在埃及文化中长达四百年的圣约子民,进行了四十年的封闭式教育。申命记6章的教育大宪章,就像在这一封闭式教育的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今天,全日制的基督教教育的衰落,正是对这一封闭式教育模式的离弃。

要言之,我们需要反思过去200年来基督教教育观过于注重宣教导向和社会功能,而缺乏对信徒子女的教育的立场。在相当程度上,很多基督徒对基督化教育的渴望,与当代中国世俗社会的精神仍然是高度一致的。如果基督教教育变成了一种主要为了让自己的子女将来能出国、能逃离这个社会体制的教育方式,那么这和当代中国的世俗教育或私立学校的教育追求也是高度一致的。甚至很可悲地说,如果基督教教育不是一场推动当代中国整个教育和精神转型的一场改教运动的一部分,不是以福音和圣经的世界观来塑造圣约后代,更新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的基督教教育的目标,就连现在已经超过一千所的儒家学堂、私塾都不如了。因为儒家学堂的毕业生,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有更高的“委身”,是更不可能与国外高等教育体制接轨的。

为此,我们必须改变从马礼逊到崇基学院,从1818年到1951年这一百五十年以来以宣教策略和社会功能为主导的基督教教育模式,必须重新建立以圣约子民为中心的基督教教育。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利用教育来宣教,而是认识到教育本身就是最大的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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